“东方好莱坞”：邵氏电影帝国的世纪兴衰（下）邵逸夫创建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以后，大致经历了以黄梅调电影为主的创业期，以新武侠片为主的黄金期，以奇情武侠片和风月片为主的群雄逐鹿期。邵氏美女明星层出不穷，不同发展时期的头牌女星更是艳色绝世，倾国倾城。

　　林黛（1934—1964），桂系名人程思远的长女。1953年，主演了作《翠翠》，与提携的导演严俊有一段未能修成正果的恋情。加入邵氏后相继拍摄了李翰祥导演的黄梅调电影《貂婵》、《江山美人》，连续两年夺得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1964年，服用。林黛之死，轰动香港。其父亲对爱女之死有这样一段中肯评价：“林黛在银坛的地位愈高，其意识形态就愈感独立，其心理发展就越与现实脱节。她这些年来汲汲于财富的追求，汲汲于荣誉的保持，内心透不过气来，大大影响了家庭生活，即是说，她的脾气大了，不易侍候。”这一段话，对当下的名人，也是受用。

　　乐蒂（1937—1968），素有“古典美人”称号，与林黛私交甚笃。1952年参演的首部电影是长城公司大公主夏梦主演的《绝代佳人》，1958年转投邵氏，与胡金铨合演《妙手回春》，1959年与赵雷合演《倩女幽魂》，此片参加了1960年法国戛纳影展，为中国第一部参加国际影展的彩色电影，乐蒂因此被誉为“最美丽的中国女明星”。1968年末于午睡中离世，疑为死于家庭遗传的心脏病。

　　凌波（1940—），1963年由李翰祥提拔和乐蒂合演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反串梁山伯一角一鸣惊人，获金马奖评委会专门设立的“最佳演员特别奖”。代表作品另有《七仙女》、《花木兰》、《三笑》、《瀛台泣血》等。1963年，凌波为参加金马奖来到，台北万人空巷争睹凌波，台北因此被人称为“疯人城”。

　　郑佩佩（1946—），1963年考入邵氏的南国实验剧团，毕业后留在邵氏，是邵氏新武侠电影第一打女。因为有舞蹈功底，1966年被导演胡金铨选中主演武侠片《大醉侠》，成为新武侠电影的开山之作。1968年又主演了张彻导演的《金燕子》，被香港报界选为“武侠影后”。内地观众比较熟悉她的经典角色是《唐伯虎点秋香》中的华夫人以及《卧虎藏龙》中的玉面狐狸，近年来在内地参演的电视剧较多，获得2018年第24届华鼎奖中国电视剧终身成就奖。

　　何莉莉（1946—），按照邵氏官方刊物《南国电影》对其包装打造，何莉莉属于代表时尚、标榜物质的都市女郎，是为迎合新时代青年男女的追求。成名作是1967年的歌舞片《香江花月夜》，代表作品有《水浒传》、《爱奴》、《十四女英豪》等，1974年退出影坛。何莉莉嫁入豪门，为丈夫赵世光生了一儿三女，但赵世光一生风流，不仅包养小三小四还有私生子。何莉莉远赴上海开展餐饮事业，待到2016年赵世光去世后，何莉莉自己继承了数百亿遗产再分配给自己子女，使其他情人和私生子妄想继承遗产的梦想落空。

　　李菁（1948—2018），与郑佩佩同属南国实验剧团第二期学员，训练班结业后加入邵氏订立八年合约。1965年因主演《鱼美人》荣获第12届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成为继林黛、尤敏、凌波之后的第四个中国籍亚洲影后，一个年仅17岁的“娃娃影后”，与何莉莉、方逸华并称邵氏旗下三大红人。主要作品有《西厢记》、《新独臂刀》、《荡女奇行》、《洞房艳史》等。李菁后期由于情感挫折及投资失败，加之好赌，意志沉沦，2018年2月22日被人发现死于家中。

　　大导演张彻作为邵氏公司资历最老的阳刚武侠片导演，他的武侠片风格是硬桥硬马、拳拳到肉，银幕上彰显的是男人的阳刚之气。一生门下众多，其中最有名气的五人号称张彻旗下五虎将。

　　狄龙（1946—），原籍广东新会，1968年考入南国实验剧团，毕业后加入邵氏。狄龙与李小龙、梁小龙、成龙合称香港四小龙，在四小龙当中颜值最高。熟悉他的作品有《刺马》、《上海滩十三太保》、《英雄本色》，凭借英雄本色中塑造的宋子豪获得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姜大卫（1947—），原籍上海，出身于演艺世家，哥哥秦沛和同父异母的弟弟尔冬升都是著名演员。在张彻导演的民初电影《报仇》里饰演关小楼，获得1970年第十六届亚洲影展最佳男主角奖，成为香港历史上第一个影帝。在邵氏公司与狄龙合演了多部电影，是一对最好搭档。熟悉他的作品有《刺马》、《龙蛇争霸》、《黑社会》。

　　陈观泰（1945—），自小习武，获得过在新加坡举办的第一届东南亚国术比赛轻量级冠军。1972年，张彻为其量身打造了《马永贞》，开始为观众熟悉。作品有《大哥成》、《大刀王五》、《义胆群英》等。

　　王钟（1947—），最早是杂技团演员，后因为张彻赏识加入邵氏，从武师做起。1973年主演了作《》，开始成名。1980年自编自导自演《金手指》，开创了写实警匪片的电影主流，因此被尊为写实警匪片导演祖师。王钟原名姜佩君，是姜大卫和尔冬升的表哥，秦沛的表弟。上世纪90年代淡出影坛，客串过《武状元苏乞儿》中的丐帮长老，《黑社会》中的吹鸡。

　　李修贤（1952—），1970年，邵氏公司开设艺员训练班，为邵氏影业培养电影演员，李修贤投考成功，成为第一期学员。1971年参演张彻导演的《双侠》出道。1984年自编自导自演电影《公仆》，在第21届金马奖和第4届香港金像上均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奖。李修贤扮演了很多形像，也编导过很多罪案电影。另外，周星驰就是李修贤捧出上位的巨星。

　　香港的电影紧随时代变化发展，有一个由裸露程度的尺度递进到最终以贩卖为主的过程。上世纪50年代末，大导演罗维在其执导的《翡翠湖》一片中拍摄了演员也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刘亮华背部全裸镜头，给当时保守的香港市民造成不小的触动。60年代末，何梦华导演的《盘丝洞》不仅背部全裸，还有亲热场面。罗臻导演的《欲焰狂流》中，演员于倩更是裸露了，以裸露为卖点的宣传开始进入电影市场。

　　1973年，李小龙的去世给功夫片的热潮泼了一盆透心凉水。一时间，电影界再难找到一个能够代替李小龙的人，功夫片难续辉煌，加上之前《大军阀》的热映，风月片开始大行其道。曾监制过多部卖座片的蔡澜，曾在访问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总结过往的经验，只要每逢电影市场不景气时，就是片兴盛之际。”一句话讲出了很多的道理，制作成本低，周期短，见效快，迎合大众趣味。在邵氏风月片十余年的盛行期，涌现出一批女艳星，更号称“肉弹”。

　　狄娜（1945—2010），是香港电影史上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明星和企业家。狄娜生性不羁，未加入邵氏之前就是一个有名气的当红艳星。1972年接演李翰祥的风月片《大军阀》，裸胸露臀令全港轰动。之后由于信仰主义减少拍片，更返回参加文化大。再之后转为经商，从事航天科技和卫星发射，成为著名爱国人士。主要作品有《英雄胆》、《七擒七纵七》、《大军阀》等。

　　胡锦（1947—），1969年，被李翰祥发掘进入电影界。电影作《喜怒哀乐》，1972年随李翰祥加入邵氏，主演了具有轰动效应的风月片《大军阀》，从此片约不断，在邵氏十余年拍过上百部电影。胡锦演出主要以取胜，裸露镜头均是替身完成。后期退出电影拍摄，加入无线拍电视剧。退出影视以后旅居美国。1999年得乳癌，成为美国防癌协会义工。主要作品有《大军阀》、《七十二家房客》、《金瓶双艳》、《金玉良缘红楼梦》等。

　　陈萍（1948—），1972年，加入邵氏公司成为基本演员。第二年以《毒女》和《风流韵事》中的大胆裸戏出位，成为当红艳星。陈萍生长在，由于香港本土女演员出演裸戏有地方的心理压力，70年代中的香港艳星有大半人来自。主要作品有《毒女》、《女人面面观》、《捉奸趣事》、《应召名册》等，80年代初息影。

　　白小曼（1956—1974），年仅19岁离世。1974年由导演李翰祥发掘主演了《声色犬马》，被誉为“林黛以后最大的发现”，受邵氏力捧。白小曼是中美混血儿，天生丽质，但交友复杂，更有吸食的恶习。李翰祥认为英雄莫问出处，极力栽培并认为干女儿，并在筹备开拍的《倾城倾国》和《瀛台泣血》中安排了公主的角色。天意弄人，《声色犬马》公映之前，白小曼离世。关于白小曼之死，传说是因为交友问题导致不堪黑社会人员逼扰所致。

　　余莎莉，具体出生年月不祥。余莎莉父亲是第57师师长余程万，近年来有部电影《常德保卫战》，吕良伟主演的角色就是余程万。败走时，余程万带着家眷到香港，没想到一代抗日名将在新界种菜养鸡遭劫匪枪击身亡。余莎莉年幼丧父，性格独立，1973年参加香港小姐选举，1975年初涉影坛，主演了吴思远执导的《廉政风暴》。1976年主演风月片《骗财骗色》，与男星岳华上演了长达十分钟的火爆床戏，之后拍摄了李翰祥执导的多部风月片。1977年，在邵氏赶拍的《应召名册》中，余莎莉饰演身亡的艳星白小曼，更以三点全露的豪放姿态，受到欢迎。余莎莉共参演了16部电影，1981年后淡出影坛。如今财产散尽，靠摆小摊为生。

　　邵音音（1950—），香港歌手和影视演员。1976年转签邵氏公司，获李翰祥赏识拍摄了《风花雪月》、《骗财骗色》等风月片。1972年从影，1978年因出演《官人我要》出席戛纳电影节被美联社称作中国娃娃而遭到，后转为拍摄电视剧。在1973年到1982年整整十年，是在邵氏脱得最久的“艳星”，也是最早打入国际影坛的知名“肉弹”，而在描写邵氏女星的《百美千娇》一书中占一席位，被列入“女神”一栏。2007年和2010年两度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奖，2005年担任香港演艺人协会名誉理事。邵音音本来容貌俊美，受李小龙引荐入行，后期因为整容失败，造成面部变形。

　　金燕玲（1954—），近些年的发展与邵音音相似，但有超越之感。1973年出演了首部电影，吕奇执导的《女人面面观》，以艳星姿态接拍多部艳情风月片，又曾拍过大胆裸露写真，被时人称为新一代“肉弹”。80年代中期，她开始脱离艳星之路，成功转型，并多次入围和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和电影金马奖的最佳女配角，被获封为“配角天后”。最近的作品有《踏血寻梅》、《北京遇上西雅图》等，属于越老越热的一名演员。

　　上世纪60年代邵氏公司新派武侠片兴起以后，涌现出很多动作明星，其中王羽、罗烈、郑雷、张翼和解元并称“邵氏五虎”。不同于其他动作演员的是，这五人或多或少都有武术功底，绝非花拳绣腿。

　　王羽（1944—），原籍上海，空手道好手。1967年张彻的《独臂刀》被认为是新派武侠的开山之作，王羽饰演的独臂刀方刚大受欢迎，这部电影收入突破百万元，王羽凭此成为新武侠片的第一位动作电影明星。从影三十年，共拍了60多部动作类电影。70年代王羽在发展时加入三大黑帮之一的竹联帮，成为骨干成员，80年代因参与血案曾遭人砍成重伤。近年来看过他出演的电影有《武侠》、《血滴子》。

　　罗烈（1938—2002），1962年考入邵氏的南国实验剧团一期培训班，之后加入邵氏。作品是1965年张彻导演的《蝴蝶杯》，后期开始拍摄邵氏其他导演的戏，角色多以反派为主。1972年，主演郑昌和导演的《天下第一拳》，成为香港第一部在美国上映的影片，奠定了香港武打片在海外的市场。因为长着一张坏人脸，饰演的角色多为大反派。后期由于包养女明星乐韵并导致乐韵跳楼，名誉扫地。90年代末，罗烈在湖南开办了演艺学院训练新生，2002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郑雷（1944—），原籍黑龙江佳木斯。由于健美先生出身，一身肌肉是郑雷的标志。1963年邵氏为武侠电影《虎侠歼仇》公开招考男演员，郑雷和王羽成功入选。1965年，由王羽、罗烈、郑雷主演的《虎侠歼仇》上映，三人成为张彻第一代。此后，陆续参演了《独臂刀》、《边城三侠》等电影。观众对他最为熟悉的经典角色应该是电视剧《霍元甲》中饰演的赵星显和《陈真》中饰演的佐藤霸川。

　　张翼（1945—），加盟邵氏公司之前，张翼在复兴剧校接受过八年京剧科班训练，动作凌厉，是跆拳道、空手道高手。1966年，张翼到香港探亲时被邵氏公司挖掘。由于外形英俊，一出道就担当武侠片主角，成为邵氏早期武侠片的当家小生之一。代表作品是1968年岳枫导演的《夺魂铃》，是一部摄制精良的武侠片，也是邵氏出品的武侠名片之一。张翼戏路宽广，善于塑造各种角色，早期作品多为正面大侠形像，与王羽、上官灵凤、徐枫、黄家达等老牌明星都有合作，与武侠皇后郑佩佩成为一对最好的银幕侠侣。

　　解元（1945—1977），名气不大，曾在《死亡的游戏》里和李小龙合作，还出演过《夺魂铃》《半斤八两》《独臂刀》《八大门派》等作品。可惜的是解元英年早逝，年仅32岁。熟悉他的一部作品是1977年吴思远导演的《鹰爪铁布衫》，饰演配角刑部侍郎，没什么印象。

　　1907年，邵逸夫在上海出生，2014年1月7日在家中离世，享年107岁。世纪老人的一生是围绕电影的一生，从儿时立志从业电影到远赴南洋开疆扩土，再到移师香港相继创立邵氏兄弟公司和TVB，打造出一个誉满全球的邵氏影视产业帝国。

　　1985年后，年近80岁的邵逸夫开始平均每年拿出1亿多元用于支持内地的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对教育事业更是情有独钟，以“逸夫”命名的教学楼、图书馆几乎遍布全国各地。1990年，中国政府将发现的一颗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有香港媒体评价邵逸夫是香港的荣誉，也是中国的荣誉，实至名归。

　　1963年，香港遭受旱灾，严重缺少淡水。从1963年5月至1964年6月，香港居民只能两天或者四天供一次水，平均每人每天仅得4斤淡水，20万人远走他乡。时年摄影师兼导演的罗君雄筹拍纪录片《东江之水越山来》，影片于1965年3月，也就是东江供水项目建成的那日上映。与港人有水可喝的群情激动伴随而来的，是《东江之水越山来》继《金鹰》之后再度创下百万票房纪录的佳绩。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初的香港影坛可不如此番旱灾的过程那样跌宕起伏，在双雄局面没落后的“邵氏”以一己之力撑起了香港电影在六七十年代的辉煌，也贡献了大量为后世传颂的电影作品以及人才。本篇将对“邵氏”在这一时期取得的成就和发展历程做一次综述，其后将重点介绍此时“邵氏”旗下的两员大将——张彻与胡金铨，以及在七十年代后期与“邵氏”相互抗衡的“嘉禾”公司的故事。

　　1964年陆运涛等57位“电懋”的高层管理人员坠机身亡给“电懋”造成了毁灭式的打击。1965年，陆运涛的妹夫、原发行经理朱国良到港，宣布把“电懋”改组为国泰机构（香港）有限公司（简称国泰），由星洲国泰机构直辖管理，继续电影制作与发行事务。星洲对“国泰”进行直接管理后，采取了以下几种做法：1.不再制作粤语片；2.所有影片采用彩色大银幕制作，淘汰黑白片；3.片场每年生产12部影片，如情况许可可生产15部。其中不再制作粤语片的规定是因为当时的粤语片市场已不复旧日光景，粤语片的年产量每年都在大幅度减少，而粤语片院线也由四条减为三条。彩色影片和减少产量的规定都是为了在影片的质量上更加精益求精。

　　尽管“国泰”延续了“电懋”的生命，但“电懋”旧时的生命力却不复存在，陆运涛的离世让“电懋”的创作班底分崩离析，当红影星葛兰和尤敏宣布息影，其他众多主创纷纷跳槽。这一切都让“国泰”的市场占有率大跌，有心救市，无力回天。

　　在“邵氏”最大的对手“电懋”改组为“国泰”后，粤语片这一市场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65年，粤语片上映量为173部，1966年这个数字变为133部，粤语片院线由四条缩减为三条。国语片此时开始崛起，由于之前“邵氏”在两个市场都投入了足够的人力物力因而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因此“邵氏”也开始积极拓展新市场、引进外籍人员。

　　在五十年代时，“邵氏”曾经重金聘请了日本的西本正，并打响了“综艺体阔银幕彩色摄影”的招牌。这次便将目光投向了日本导演井上梅次，井上梅次于 “新东宝”起家，后来转战“日活”，其指导的“太阳族”电影多描写青少年青春情爱、放荡不羁、斗殴打杀的生活，也令主演石原裕次郎成为歌舞双栖的明星，井上之后在“日活”拍摄的一系列硬派动作片也十分卖座，这种快产、多类型、高票房导演，正是步入“彩色宽银幕时代”的“邵氏”所需要的。井上赴美学习宽银幕技术后，以自由身回国进行电影制作事务，基于这个契机，1965年，由西本正牵线，井上梅次与“邵氏”签订了没有时限的“百部片约”。当时“邵氏”驻日的代表蔡澜后来也回忆道：“邵氏的心态是拍多部赚多部。他们打算通过引进日本导演来增加产量。”

　　同年11月，“邵氏”进行股权调整，采取八项措施加强管理。一年后，美国《LIFE》杂志来港制作“中国电影”专题，邹文怀以一张邵氏片场大合照闻名于世界，大大提升了“邵氏”在海外的知名度。这一年香港上映了34部电影，其中20部是由“邵氏”制片发行，同年亚洲最大的摄影厂——清水湾影城扩建完成，邵逸夫也坐上了影坛霸主的宝座。

　　在邵逸夫带领着“邵氏”进入全盛时代，并凭借黄梅调和歌舞片称霸国语片市场后。他敏锐的发现，在香港卖座的007谍战片、意大利通心粉西部片和日本刀剑片，风靡东南亚关德兴主演的《黄飞鸿》系列，以及时下风生水起的粤语神怪武侠片，这些电影都具有热闹的打斗元素，而观众来到电影院观看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邵逸夫自然追忆起“邵氏”前身“天一”凭借《女侠凤飞飞》等武侠片扬名香江的时刻，在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期，“邵氏”也曾经让李翰祥和岳枫分别拍摄了《儿女英雄传》和《燕子盗》，但上映之后反响平平，武侠片的拍摄计划也随之搁浅。

　　1963年由于邵氏公司的老板主权制度以及一些新晋导演与老导演的工资分配问题，李翰祥出走“邵氏”，一人前往建立了“国联”。翌年，林黛因情感问题，连损两员大将，加之黄梅调电影的泛滥，观众已经开始对这种电影失去胃口。

　　受到邵逸夫对武侠片执迷的启发，制片主任邹文怀招募了刘家良与唐佳两名武术指导，准备重新开拍武侠片。张彻于1962年转入“邵氏”担任编剧主任，编写的两个剧本《双凤奇缘》和《血溅牡丹泪》都不理想。失意的他替“邵氏”导演了第一部电影——黄梅调电影《蝴蝶杯》，但因邵逸夫看过后不满意而烧毁拷贝重拍，并请袁秋枫联合导演才宣告完成，这在“邵氏”内部还是头一遭。不过张彻在《蝴蝶杯》中，他力排众议，启用男演员来饰演男角色（受李翰祥《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影响，当时喜好用女演员反串男角色），那种对于男性气概的强烈追求给邹文怀留下了深刻印象。由于当时“邵氏”旗下的导演各有戏路，对于重拍武侠片的决议大都持敷衍的态度。这时邹文怀想到了张彻，邀请他来拍摄一部刀刀见血的武侠片，张彻便开开心心地答应了，并且力图起用阳刚十足的男性来改变影坛的一片阴柔之气。邵逸夫此时也对这个建议极为赞成，但更多是因为“邵氏”的影片发行网络已经普及到了欧美、中东和非洲，这些地方的观众由于语言和文化背景不同，独沽一味就是喜欢看武侠片，而是越激烈的打斗场面越能吸引到他们。最重要的是，这些观众往往不受明星效应的约束，完全可以启用成本低、收效大的新人试水。

　　于是“邵氏”开始在各处招揽武侠明星，并且声明只录用年轻男性，由邹文怀、何冠昌和张彻担任主考官。在录用了几名小伙子中，有个曾在华侨公司的粤语片《鬼凶手》中做过配角的小伙子叫王羽，他因为家境优厚，在片场接受训练时经常带来名贵食品以及张彻喜爱的雪茄烟，连偶尔来探班的邹文怀和何冠昌也受惠，自此大受“邵氏”内部人员的欢迎。签约之后，外形本就不俗的他担纲主演了张彻导演的第一部武侠片——《虎侠歼仇》，实际上，由于张彻在此时对于电影技术还不够熟练，因此影片中的大部分打斗场面就交给老搭档、资深摄影师徐增宏和现场武指来完成。徐增宏也得此良缘结识了王羽，二人遂成为好友，王羽也跟拍了徐增宏做导演的《火烧红莲寺之江湖奇侠》，由于张彻之前的导演败绩，“邵氏”更器重他的编剧才华，于是暂停了《虎侠歼仇》的进程，调任张彻策划改写《火烧红莲寺之江湖奇侠》和《鸳鸯剑侠》（此片为江湖奇侠的下集）的剧本。故在1965年，这两部后开拍的电影反而提前上映。但这两部电影依然摆脱不了旧式武侠电影的窠臼——主角为英姿飒爽的女侠，中间穿插了可有可无的爱情戏份，打斗招式还是罗网、排刀壁这种特妙特技。巧的是这两部电影都改编自小说《江湖奇侠传》，书中男女对封建礼教强烈的反叛之情被改为维护宗教礼法的犬儒之风，意识上的保守换来的则是票房上的不高不低。

　　张彻自然不满意这样的做法，不过好在他的《虎侠歼仇》只是一部试水之作，“邵氏”的老板们除了成本之外都不强加干涉安博app官方网站。张彻喜爱看西方电影，他注意到同时期的西方电影平均一部有上千个镜头，而港片最多三四百，于是他在拍摄动作场景时，用一台摄影机从多个角度景别进行拍摄，使用暴风剪辑（单个镜头时间不超过两秒，有时候甚至少于一秒）。同时张彻嫌弃当时“邵氏”武指粤剧式的戏台套路打法，他索性摒弃了武指，自己指导打斗结果使动作颇具实感，同时他又心仪日本刀剑片中粗放浓郁的气质，于是使用了黑白摄影、外搭景自然光。《虎侠歼仇》最终的成品虽然不成熟，但富有新意的做法给当时的影坛带来了新气象，票房也超过了当时的多部彩色。

　　随后“邵氏”马上委以张彻重任，开创“彩色武侠新世纪”。值得注意的是，张彻虽然是新型武侠的开路先锋，但早在《虎侠歼仇》上映的前四个月，“邵氏”就在《南国电影》杂志上就宣称要“突破传统，推陈出新”、“以真实的‘动作’，立判生死的打斗，代替过去虚假的、神怪的、舞台化的武打和特效。”这或许只是雄心壮志的宣传语，是多元化市场策略的一部分。《虎侠歼仇》作为七部“彩色武侠新世纪”新片之中唯一的黑白片却歪打正着，新型武侠片的出击真的让“邵氏”扬眉吐气了。

　　20世纪中叶是香港国语电影的黄金时代。随着冷战格局在亚洲的逐步深化，香港社会出现显著的震荡与经济波动，电影产业侧身其中，自难幸免。从国共内战爆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方面，内地移民蜂拥至港，造口膨胀，就业挤压；另一方面，香港电影丧失了内地市场，面临各种挑战与转型的危机。与此同时，好莱坞式的大制片厂体制悄然兴起，影人立场上的“左”“右”对立，影片语言定位上的“国粤相争”等，都加剧了香港电影的混乱局面，同时也促成了整个产业在基础设施、市场结构以及生产策略诸多方面的变化，为香港电影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提供了有力保障，使其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具活力的电影中心之一。近年来，该时期的香港国语电影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包括电影刊物和影人访谈在内的新材料层出不穷，对相关的学术研究大有裨益。

　　然而，目前多数的研究成果很少参考美国政府的档案资料，这些资料涵盖了冷战时期、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相关问题，可以深化我们对香港电影特别是国语电影的认知。本文将以美国和香港两地的研究资料为依托，聚焦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邵氏”）相互纠缠的历史发展和文化策略，以及它们在冷战格局下与全球和殖民社会的关系，重新梳理香港国语影业跌宕起伏的黄金时代。同时，还围绕冷战的重要性提出一些有待深入探讨的议题，以加深我们对香港电影的研究。

　　抗战胜利不足一年，国共内战便轰然打响。由于香港已经从日占时期（1941—1945）的凋敝衰落中迅速复原，而内地则正在经历动荡与经济崩溃，因此很多内地民众选择赴港避难。直至1949年之后，这种大规模的逃难现象仍在继续，致使香港人口从1945年的约60万激增至1949年的186万、1952年的218万。这些难民中不乏来自上海的演员、导演和企业家，他们的演艺才华和丰厚资金帮助饱受战争蹂躏的香港影业获得快速复兴。

　　自20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香港一直是粤语片重镇。当时的香港粤语片大多制作简陋、情节单薄，却广受东南亚以至美洲各地粤语人群的欢迎。史称“三年零八个月”的日占时期，大部分香港影人为避免与敌寇合作，纷纷转业或逃入内地，香港影业遂遭受重创。

　　1946年，先于本地影人着手恢复香港影业，包括蒋伯英、严幼祥在内的一批上海影人，就与邵邨人合作成立了战后香港第一家电影公司，即大中华影片公司（以下简称“大中华”），旨在利用香港作为殖民地的自由港便利、完备的法制和宽松的金融环境，为纷乱不堪的内地市场制作国语电影。在接下来的短短两年内，该公司共拍摄了约四十部低成本的娱乐片，全部选用上海演员，其中部分影片还特别制作了粤语版以吸引本地观众。不过当时内地通货膨胀严重，金融系统混乱，导致票房收入在结汇后大打折扣，公司很快入不敷出，关门大吉。

　　“大中华”的不幸夭折无法阻挡战后香港影业的蓬勃发展，巨大的市场需求（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吸引着新加坡、河内、纽约和旧金山等多国多地资本纷至沓来，粤语电影遂得以重振雄风。截至1948年，香港共有约50家电影公司，总共拍摄了145部影片，其中126部为粤语影片。大多数公司规模有限，资金紧张，不具备独立制片能力；少数公司由左派影人建立，如大光明影业公司和南国影业公司（实际为成立于1947年的上海昆仑影业公司的香港分公司）等。他们为支持中国党，将香港视为发动海外华侨的宣传阵地。（1）

　　与大部分中小影厂相比，具有好莱坞风格的永华影业公司（以下简称“永华”）鹤立鸡群，堪称业内翘楚。它在九龙塘设有专门的制片厂，拥有两个大型录音棚，一个后期处理中心，以及各种从美国进口的先进设备。更有甚者，它旗下的制作阵容也同样一时无两，包括女星周璇、白杨、李丽华，导演朱石麟、卜万苍，以及左翼剧作家柯灵和欧阳予倩等背景各异的顶尖电影人才。该公司由著名电影事业家李祖永建立，启动资金号称超过百万美元，手笔惊人，实力超群。李祖永出身于上海一个显赫的权贵家族，先后毕业于中国一流的南开大学和美国名校艾姆赫斯特学院。抗战胜利后他到香港寻找投资机会，在在港的战时上海“电影大王”张善琨的怂恿下，开始投身影业，力图推动中国电影走向世界。为了向全球最高水平看齐，“永华”不惜重金、精心打造了卜万苍导演的《国魂》（1949）和朱石麟导演的《清宫秘史》（1949）两部历史巨片。作为公司的开幕之作，这两部影片在内地、香港以及东南亚地区均一炮而红，广受好评。虽然未能正式打入国际市场，但《清宫秘史》参加1948年在日本举行的“第七届世界电影节”，荣获纪念奖，成为香港首部在国际影展上获奖的影片；此后又入选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并在欧美及中东等数十个国家、地区公映，是第一部正式在国际电影节和国际电影市场上亮相的香港电影，算是部分地实现了李祖永的电影梦。然而不幸的是，与此前“大中华”所遭遇的困境如出一辙，内地金融体系的崩溃使“永华”难以从内地市场获取应得的票房收入，资金出现严重缺口。此外，公司管理不善，大量摄影器材弃而未用，员工之间更因立场对立和抗日时期的历史问题不断发生冲突，加之1949年彻底丧失内地市场，曾经所向无敌的“永华”再也不能带领香港电影直面危机、一往无前了，尽管它苦苦支撑到1956年才最终破产倒闭。

　　1949年以后，中国内地对香港电影审查日益严格，除少量左派影片之外一概禁止输入，由此造成香港影业陷入危机，其中粤语片主要针对中国内地以外的粤语人群，所受冲击相对较小，但以“南下影人”为制作班底的国语片本就局限于内地市场，当此难关无异于面临灭顶之灾。据香港影人沈鉴治回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爱国热”弥漫于香港电影界。（2）一些与内地保持紧密联系的影人返回内地；另一些左派影人（如刘琼、舒适等）则被殖民当局强制遣返；那些既没有离港回国，又不想转去或东南亚的影人，就面临着转型抉择——若想继续在电影界求存，要么开发新市场，要么制作接近内地意识形态的影片。1950年，在亲北京实业家吕建康支持下，袁仰安重组1949成立的长城影业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开始制国影片。依靠包括资深导演李萍倩在内的优秀制作团队，“长城”成为20世纪中叶香港国语片生产领域的中流砥柱，同时也是少数获准向内地输送影片的香港电影公司之一。此后不久，另有两家电影公司也加入其中。1952年，因被指控战时与日本“合作”而离沪赴港的著名导演朱石麟，重组了由中国党领导的五十年代影业公司，更名为凤凰影业公司，力图延续左翼电影传统。同年，在香港《文汇报》编辑主任，同时也是党员的廖一原直接领导下，在获得内地扶持的基础上，影人卢敦成立了专门生产粤语片的新联影业公司，旨在打击庸俗落后的粤语文化产业，培育严肃端正的粤语艺术人群。这三家后来被俗称为“长凤新”的左派电影公司，通过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接受周恩来、廖承志等负责外事和侨务的中央的指示。作为香港制国电影的核心力量，它们始终致力于为香港观众推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思想和文化策略，于1982年合并组成银都机构有限公司。

　　与此同时，其他大部分电影公司都在积极拓展东南亚市场，甚至瞄准海峡对岸。随着败逃，大批江南一带的难民也蜂拥而至，这座宝岛无形中成为以外最重要的国语区域。尽管香港影人对市场寄予厚望，但由于审查严格、税收高昂、放映受限，以及好莱坞与日本电影的热销等原因，开疆辟土绝非易事。随着电影产量急剧下降，从业人员大量失业，当时的恶劣程度正如一位记者所言，“国语影业已岌岌可危”。（3）为了渡过难关，各电影公司纷纷寻求融资，其中最大宗的投资来自于新加坡的娱乐业巨头国泰机构和香港的邵氏公司。

　　由于这场危机，20世纪中叶的香港电影与东南亚地区变得密不可分，前者得益于后者的资金支持，同时又承载了后者的商业愿景和文化视野。（4）事实上，国泰机构接管了破产的“永华”片厂之后，于1956年在香港成立“电懋”。其创办人陆运涛为新马首富陆佑之子，曾就读于剑桥大学，既拥有包括橡胶、矿业、酒店等庞大的商业帝国，精于商业运作，又具有文艺修养（尤精于雀鸟摄影），致力于为亚洲的大众文化注入现代精神。他从影人中延揽人才，组建一支高质量的制作团队，其中包括导演岳枫、易文，剧作家姚克、秦羽，女演员尤敏、葛兰，还特别邀请了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钟启文和在美国新闻处负责文学翻译的宋淇，以更好地实践好莱坞的管理和制作模式（比如，效仿好莱坞组建了剧本编审委员会）。为了应对不同地域的电影市场，力求吸引更多的观众，“电懋”还成立了一个包括白露明、张清在内的由资深导演和偶像明星组成的粤语片制作机构（拍了一些极为卖座的时装粤剧影片，如《璇宫艳史》等）。1956—1960年间，“电懋”拍摄了一系列光鲜亮丽、魅力四射的浪漫喜剧和好莱坞式歌舞片，描绘了西方文化影响下中国城市新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如易文导演的《曼波女郎》（1957）、《空中小姐》（1959），唐煌的《玉女私情》（1959）和王天林的《野玫瑰之恋》（1960）等，在香港、东南亚以及地区均取得了可观的票房成绩。“电懋”的初战告捷为战后香港国语电影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希望，同时也对作为“电懋”夙敌的“邵氏”构成了威胁。此后，“邵氏”发动全面反击，从而在冷战的格局下造就了国语电影的“黄金时代”，香港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演变为举世闻名的“东方好莱坞”。

　　1925年，邵氏兄弟（邵醉翁、邵邨人、邵仁枚、邵逸夫）在上海创办天一影片公司（以下简称“天一”）。当时，刚刚起步的中国电影因西化严重而饱受诟病，“天一”却另辟蹊径，选取妇孺皆知的民间题材，强调传统价值观念，既增强了民族信心，又树立起品牌形象。1928年，邵仁枚和邵逸夫转战新加坡开拓东南亚市场，不到十年便建立了三十多家连锁影院，主要面向散居海外的粤语人群。此后，随着粤剧电影《白金龙》（1933）意外走红，1934年“天一”迁往香港，专注制作粤语片，两年后重组为南洋影片公司，由邵邨人负责。拥有香港和新加坡这两个大英帝国在亚洲的主要城市，而两地之间又通过银行、海运、贸易等跨国体系紧密相连，由此“南洋”依赖于新加坡方面的资金流动和放映网络维持运转，“邵氏”则不断为香港供给产品和设备，借以继续积累资金，扩大市场。同时，港英政府认为“邵氏”电影为海外华人提供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廉价娱乐享受，有助于维护香港（以至东南亚）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因此也持赞赏态度。显然，在有意无意间，“邵氏”电影从一开始就陷入殖民体系的缠绕之中难解难分。

　　“二战”期间，邵氏兄弟的电影事业遭受重创，部分影院毁于战火，邵邨人离港，邵仁枚、邵逸夫兄弟在新加坡遭遇如何虽不全知，却也不难想见。战争结束后，他们在港英政府的支持下，很快便恢复元气，卷土重来，到20世纪50年代初，已然建立起一座庞大的娱乐帝国，涵盖、主题公园、电影制片厂，以及遍布香港和东南亚超过一百三十家影院的超级院线。然而，在邵氏兄弟的娱乐帝国疾速扩张过程中，地位特殊、实力雄厚的陆家商业王朝必然成为其最大的竞争对手。“国泰”本就拥有多家现代化高级影院，而且，正如前文所述，1956年“电懋”的成立，以及它在国语片和粤语片两个领域成功推行的电影时尚和品牌风格，有力地冲击了香港邵氏（父子）有限公司出品的低成本快销影片，无形中威胁到“邵氏”的商业地位。

　　邵氏兄弟当然不甘示弱。就在“电懋”成立的次年，邵仁枚留守新加坡，邵逸夫则远征香港，先是取代二哥邵邨人，成立邵氏（兄弟）公司，随后又启动了一系列野心勃勃的垂直整合计划，包括重组香港和的分销网络，（得到港英政府的支持）在清水湾建立名为“邵氏影城”的全亚洲最庞大、最尖端的好莱坞式厂式制片机构，并企图走向全球市场。“电懋”的着眼点主要在于以新加坡为核心建立的电影院线；相较之下，“邵氏”的商业设想显然更胜一筹，与当年“永华”的全球视野构成了显著的呼应。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邵氏”拍摄的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武则天》等在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和美国旧金山国际电影节上，相继斩获了一些无足轻重的奖项，依然无法打入欧美和日本的主流市场。尽管如此，长袖善舞的邵逸夫比心向世界却最终功亏一篑的李祖永更进一步，他真正缔造了华语电影传奇。

　　作为邵氏兄弟电影王国的明珠，位于香港清水湾的“邵氏”影城于1958年开始动工，不断扩展，占地面积八万平米，包括多个录音棚、两座永久性的露天街道布景、一套先进的彩色胶片显影装置，以及从欧美进口的各种一流电影设备。凭借这样的技术优势，邵逸夫开始致力于制作彩色宽银幕影片，从而大幅提升了香港电影的现代化水平。此外，他还不断和“电懋”争夺电影人才，建立起一支1300人的豪华团队，其中不乏如李丽华、凌波、林黛、赵雷、王羽这样的大牌明星，以及李翰祥、张彻、岳枫这些金牌导演。

　　邵逸夫还聘请了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曾任职于美国新闻处主持“”的邹文怀担任宣传经理和制片经理，主要负责对内贯彻现代电影制片体系和资本主义管理制度，对外推广电影产品和树立企业形象。邹文怀也不辱使命，很快成为邵逸夫的左膀右臂，并以其美国新闻处的背景对“邵氏”的制片策略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摸索形成“邵氏”影理模式方面功不可没。与“永华”的粗放管理不同，“邵氏”影城一方面严格按照美国“福特—泰罗制”的科学管理体制和流水作业方法来调度运转，另一方面则突出邵逸夫由上而下、高度掌控的管理手法，从资金预算到题材选择以至演员角色，每一个生产环节事无大小均由他监查督管，对每一项决策部署斟酌定夺，力求遵循组织绩效、成本效率原则，达到专业化、企业化与生产过程标准化，以实现利润最大化。正如导演何梦华回忆：“（在邵氏影城）一切都以计划为准，只要没有提前申请并获得批准，无论多么微不足道的事，都不能现场要求。”（5）为了合理控制和利用人力资源，“邵氏”依据年资能力或“市场价值”将员工分配调度，除对少数大牌明星网开一面之外，均以签订长期合约和强化人事制度来实施管理，包括设立演员训练班，以及要求演员、导演住在影城等级分明的宿舍。以《大醉侠》《金燕子》成名的女星郑佩佩这样回忆：“当我们跟别人对谈起，我们那时候住进宿舍的时候，很多外头的人，尤其是那些美国人，都会用一种很奇怪的眼光来试探我……的确我们几乎和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了，但是我们却是绝对受保护的动物……公司不赞成我们过早谈恋爱，当然是担心会影响到票房……”（6）在这座以管理和效率为指归的“梦工厂”中，现代企业制度的理性与高效展露无遗，其结果便是电影产量逐年增加，特别是在1965—1970年这一高峰时段，每年都有大约45部影片问世。

　　在1957—1962年间，“邵氏”与其竞争对手“电懋”在产品定位方面都大相径庭。“电懋”通过倡导现代价值观念和西化生活方式在公共印象中建立起时尚先锋的企业形象；“邵氏”则从深入人心的中国民间文化传统出发，以一系列制作精良、视觉华丽的古装黄梅调戏曲片起家，用构思精巧的情节、耳熟能详的人物、优美动听的音乐和古色古香的歌词来吸引观众，积累“必属佳片”的口碑。包括岳枫的《白蛇传》（1962），李翰祥的《江山美人》（1959）、《梁山伯与祝英台》（1963），以及人物传记巨片《貂蝉》（1958）、《杨贵妃》（1962）和《花木兰》（1964）在内的这批古装戏曲片，显然延续了“天一”时期注重旧道德、旧伦理，发扬传统文化、力避欧化的发展方向和成功经验，运用新式技术描绘出一个在动荡、横行背景下超脱历史，闪亮出着旖旎风光、纯正文明和永恒精神的“中国”。在此前的国共内战中，数以千万的中国人流离失所，1949年以后又大批流散海外，他们很容易对影片中刻画的家国祸难感同身受，并在观影过程中尽情释放对“家”的桑梓之念和对未来的惶惶之感，从而获得精神慰藉与心灵疗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些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经由李翰祥、岳枫等导演的妙手编制，李丽华、凌波等红星惟妙惟肖地演绎，展现出一个既传奇又不朽，充满思家情怀和浪漫理想化的“中国”。如果说1949年后的作家是为“缅怀祖国的失落和流民的创伤”（7）而写作的话，那么“邵氏”电影便是用大银幕上的图像意境投射出背井离乡的海外华人共同的失落感、焦灼感以及微妙的自豪感。由是观之，难怪“邵氏”出品的超历史、浪漫化的虚拟中国在20世纪中叶成了流散全球各地的华人之间的所谓“文化护照”：一个跨国跨地区的想象性文化群体和一个共同的文化身份认同象征。

　　在一次采访中，邵逸夫曾将“邵氏”电影票房成功的原因归结为“我拍电影的目的是满足观众的愿望，他们怀念故国家园，珍视文化传统”。（8）的确，“邵氏”古装片在香港、东南亚以及作为中国以外最大的华人区域的，都广受好评，风靡一时。尤其是讲述“梁祝”爱情悲剧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新加坡、马来亚、印尼创造了票房奇迹，在更被誉为“一种文化现象”。（9）当该片1963年4月在上映时，由此引发的文化民族主义热潮，将这座宝岛烘烤成为当地媒体所谓的“狂人城”。此后，该片连映半年之久，场场爆满。据一位《联合报》记者估计，仅台北一地，就有至少70万人参与观影。不仅如此，很多人反复观看，电台整日播放片中插曲而令人耳熟能详，更对影片的主演凌波狂热追捧。就在同一个记者笔下，这部电影被形容为“使好莱坞和日本影片黯然失色”，“它创造了绝对的奇迹。‘邵氏’展现出世界级的电影制作水平。外国的月亮并不比中国更圆！中国观众已经对本国电影建立了信心”（10）《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惊人成功，终结了好莱坞电影在的霸主地位，为香港国语影片全面打开了市场。随着顺利攻克市场，加之黄梅调电影在世界各地华人观众中蔚然成风，“邵氏”与“电懋”一样，逐步取消粤语片制作部门，全力制作国语片。香港电影业迅速走向“国语化”。